晚清的“黄赌毒”达到了怎样的历史高度

说起晚清，大家第一反应都是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此走向没落，而新兴的社会还没有完全形成，观察社会各态，也可以发现封建社会灭亡的蛛丝马迹，其中，黄赌毒产业兴盛就是其中一个表现。

1、晚清妓院

原本妓院这个行业在古代算得上合法行业，而到了晚清时候，青楼和窑子盛行，八大胡同和秦淮河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并且还有不少船妓和洋妓诞生，很多外国人到了北京后，第一时间都要先去知名的八大胡同——可以说当时整个国家都沉浸在这种“淫乐”之中。

小凤仙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虽然她和蔡锷那段至死不渝的爱情被后人传颂，只可惜她助晚清名将蔡锷逃离袁世凯后，自己的后半生却是颠沛流离。

2、赌博之风

盛行清朝上下，各种事情都能成为下注的对象。

举个例子：道光末年，开始产生一种闱姓的赌博方式，主要是针对当年科举榜单上的姓氏为赌。

光绪年间的《申报》就有记录：每届文武乡试、会试、童试时,先用八十姓发卖,下注的人圈出其中二十姓，然后再看看二十姓中最终有多少考上的确定输赢。

这种赌博形式以小博大，每次下的赌注不少于数百万两白银，算得上清朝最大的赌注形式。但是到了最后，甚至能够影响当年科举的结果，人才选不上去，清朝灭亡的隐患已经埋下。

3、吸食鸦片成风

鸦片也被叫做大烟，晚清时由于英国无法忍受白银大量流入清朝，而想办法搞出来的毒品。

晚清晚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而这一切的开启，源于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

虽然黄赌毒每个时期都有，但是清朝晚期堪称是一个巅峰。“黄赌毒”的盛行，一方面是当时政府的不作为，另一方面是人性本恶。

其实古代的妓院是属于合法的存在，唐朝时期甚至成为一种产业。这个时期的妓院多种多样，而且分出了很多等级。

晚清时期出现民妓、家妓、官妓等。民妓是最低级一等，就是“服务”于普通民众的妓女。“家妓”只属于宦官、富豪的家庭，属于私人所有。“官妓”为各级官吏所占有，属于国家、政府所有。

上到官府大臣，下到黎民百姓，都沉浸在这种“淫乐”之中。

与“黄”不分家的是“赌”，晚清时期开始出现彩票，一时间风靡一时。对于赌博，也出现过法令管制。但晚清时期的官府形同虚设，所发布的法令变成空谈。人们更是受到彩票的影响，欲望的驱使无法自拔。

晚清的“毒”最主要的就是鸦片。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出售大量鸦片。鸦片本身可以用来作为中药，但是制成福寿膏就成为一种毒品。

而晚清时期，城市中烟馆随处可见，不仅销蚀这人们的意志，更使大量白银外流。虽然当时清政府后来已经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想真正出手去制止时，已经根本来不及。

一个朝代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消磨了意志。当这个朝代全民陷入“黄赌毒”中，朝代的败亡是理所当然。

关于晚清的“黄赌毒”，正好手里有一大本的资料，简单跟大家聊聊。

（晚清妓女）

首先，谈清末，就避免不了民国初年。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但社会生活等等都是一脉相承，有着很大的联系的。

首先，妓院自古就有，而且一直是封建社会一个税收大户。不过妓院也是分档次的，比如说古装剧里的“青楼”，那就是高级会所。往青楼里去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风流才子。而且去那里最重要的是娱乐，喝喝酒、听听曲、看看跳舞，有时候连人家歌妓的手都不碰一下。

要说低档次的，那就是传说中的“窑子”。这是个民间称呼，指的就是最下等的妓院。开在市井当中，或者直接就在贫民窟，扔几个铜钱或者拿一点米面，就能完成皮肉交易。

到了清末民初，妓院仍然是档次分明，有钱的去好地方，没钱的去路边小地方。

（晚清妓女陪客人打牌）

比如说著名的老北京“八大胡同”，就是在前门外大栅栏一带的，大大小小的妓院所在地。但是八大胡同算是比较高档的了，都是一等二等的，有钱人才能去的地方。

其实从顺治、康熙时期，清朝就是严禁娼妓的。只不过禁令是禁令，下面该怎么样怎么样，越禁越夸张。

不仅有早期的官妓，还有后来的家妓、船妓、梨园色艺，甚至还有洋妓。

比如说八大胡同，就和京剧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京剧算是当时流行文化，那些名角们也成了“明星”。而其中的男旦，都是长相漂亮的小男孩，深受一些达官贵人的喜爱。

所以早期的八大胡同，这些漂亮的小男孩，比那些女妓更加兴盛的。直到民国初年，逐渐衰落，女妓才再度兴盛。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这要分别来看。

首先看看黄。

满清的妓女是合法的，连同治皇帝都去逛窑子，何谈别人。

当时全国色情行业的发达，可以说从古至今是比不了的。

北京的妓院总数，朝廷限定为373家，实际上远远不止，到处都是土窑子和暗娼。

1905年，无聊者算过满清各城市的妓女密度，北京大约208人有一妓，汉口150人有一妓，上海147人有一妓，广州837人有一妓，哈尔滨82人有一妓。

当时嫖妓并不是什么丑事，甚至成为社交活动。

资料中写道：广东出版的《天趣报》，从1907年开始进行妓女选秀活动，其发布的“花榜”，对广东性产业的价格走向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还刊发高级性工作者的照片，进行全方位的营销。性产业的开放，导致了淫靡文化大行其道，甚至有官员在生日宴会上邀请艺人大跳裸体舞。

看看毒。

抽大烟的是多如牛毛，上到国家地位最高的慈安皇太后，下到最底层的挑夫、船夫。

当时去四川做生意的商人回忆：两个抬滑竿的身体瘦弱，穷的连鞋子都没有。然而，每走一两个小时，他们就躺在路边抽一个大烟泡，然后继续上路。这些人每日拿到工钱以后，先去买大烟过瘾，饭吃不吃是无所谓的，更别说去养家了。

1894年，大清帝国一共8.66亿亩耕地上，一共有1333.3万亩土地都改种了罂粟，占比高达1.5%。

清末妓院是合法的，经过必要的许可程序和身体检查以及按规定缴纳税费后，妓女和妓院可以正常营业。

清末北京妓院有300多家。你问为何是这个数字？？因为这是朝廷的决定，北京的妓院被官方限制不超过373家。

这373家按一等78家、二等100 家、三等172 家。晚清北京合法存在的妓女人数在3000人左右。

著名的八大胡同，主要集中的就是一等，二等，以及三等妓院。

另外还存在着众多不交税的“私娼”和“地下妓院”这类对非注册的妓女人数无法计算，据推测为7000 人左右。

所以合计计算，当时北京的妓女人数在1万人左右。 1912 年户口统计，北京内外城人口 72.5万人，当时外地人口不多，所以这个数字还是很惊人的。

当然，也不要以为为达官贵人服务的名妓就真那么干净。20年后民国时期汉口进行了一次性病检测，2246名妓女中的34％，也就是700多人患有性病，即使是168名一等妓女，患病率也达到近20%，可想去那里消费有多么危险。

清朝皇帝中有一名著名的嫖客--同治皇帝，据说他经常微服私访去逛窑子的人物, , 频频光顾八大胡同,。一种说法是同治皇帝最终在那里染上梅毒而死。

俗语里的“小兔崽子“就是从八大胡同里发源，愿意是指年轻的男妓。在晚清同治年间，那里最出名的其实是男妓。

在古代各项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时候（其实即使是法制健全的现代其实也差不多），社会一动荡，国家机器渐渐失效，无法维持社会正常运转，那社会就会逐渐跑偏，各类下九流就会渐渐跑出来......

晚清民国的时候这些“下三滥”有多猖獗呢？黄和赌就不说了，毕竟它们危害相对于毒品还是要小一些，而且很多答主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在这里就重点说说毒品。

晚清的毒品有多猖獗呢？给大家讲个词吧：“黄、白、黑、绿”，知道什么意思吗？

这是因为旧中国金融体系混乱，政府的货币没有信用，所以民间就自觉使用其它物品来交易，这就是当时最流行的四种硬通货用颜色合称的一个词。

黄是黄金，白是银洋，绿是美元，黑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鸦片！

当然，这个说法更多是在民国时期，但民国和晚清也没差多少年吧，这社会风气的根子还是从晚清继承下来的。

把毒品当成货币使用，当年的中国就是有这种荒唐事，当年大烟流通范围之广可见一般；而一个把毒品当做“一般等价物”的社会，还能创造出什么真正的价值吗？

19世纪中期以后，为了缓解白银外流的情况（赔洋人的赔款赔不起呀），清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开始鼓励罂粟种植（毕竟是“经济作物”，至于经济健不健康那就管不了这么多了）。

外国人来倾销鸦片是吧，来，咱们自力更生，“国货”当自强！

这造成的后果是晚清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超过4000万！到了1932年，根据保守估计（因为国民政府的控制力极为孱弱，所以无法做到比较精确的痛击，只能估计个大概，而且估计的数字偏少），这个数字是8000万，这个“吸毒人员”记录估计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足以让今天的什么美国，墨西哥咋舌了！

而且不仅仅是小民抽食鸦片，就能高级官员都一样，当年威海卫之战后，很多北洋水师的军官都殉国了，壮烈是壮烈，但他们选择殉国的方式却有些异样——他们几乎都是吞食鸦片自杀的，当然，这不能说他们一定就抽食鸦片，但至少能说明在海军基地购买到鸦片并不难，而且对于鸦片的“功效”，这些大清精英相当熟悉。

民国期间，中国不仅仅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消费国，还是最大的毒品生产国，根据估算：1930年，中国的鸦片产量为惊人的12000吨，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总产值的7倍。

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对毒品犯罪打击最严厉的国家，然而100年前，这个国度却是全球遭受毒品危害最深的国家。

历史上有哪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呢

让人最痛心的是，伟人毛主席为了革命和新中国的成立，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他舍身忘己，失去一大家人的幸福生活，亲人跟着他南征百战，他奉献一大家人的生命，真是满门忠烈，让人惋惜痛心落泪，毛主席的功绩思想，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无人能比，也是世界从古到今无人能比，毛主席太伟大了！

毛主席的功绩和伟大怎么说都不为过。新中国成立不久爆发了朝鲜战争，毛主席更是力排众议，敢于和美帝较量，最后不可一世的美帝不得不坐下来谈判，但是最令人痛心的是毛主席的爱子毛岸英在一次美帝飞机轰炸中牺牲，整个人都被烧焦了。尽管彭德怀没有让毛岸英上前线，留在志愿军总部，还是发生了这个意外事件，这也是最令毛主席痛心也令全国人民痛心的一个事件。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一共有11个军，其中战斗力最强，消灭日寇最多的，是赵尚志指挥的抗联第三军。

抗联第三军中作战最勇敢，抗日最坚定的当属少年连。

少年连有五十多人，年龄最大的不过16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少年连的战士们除了几个随父母参军的，其余绝大多数是家人被鬼子全部杀害的孤儿。

1936年12月，黑龙江地区的气温零下30多度，抗联三军奉命攻打日军重兵防御的佛山（嘉荫）县城。

佛山位于黑龙江沿岸，是国境线上的重镇。

抗联三军顶风冒雪，于12月1日晚抵达佛山，随即兵分三路向县城发起攻击。经过激战，少年连首先突入城内，俘虏日军“国境监视队”小野上尉及属下37人。

日军吉村参事、指挥官五十岚带领100余名属下仓皇出逃，悉数被冻死在去往黑河、吉村途中。

佛山日军桥本中队在桥本中尉指挥下负隅抵抗，桥本等人被击毙，残余日军退出城外，也全部冻毙。战斗持续到12月2日下午2点左右，佛山县城被抗联攻克。

在日寇援军到来之前，抗联战士们打扫完战场，主动转移。

在路过乌云县小河沿屯时，少年连一个14岁的小战士，掉进农民因马用的冰窟窿里，脚部被严重冻伤，无法继续行军。

首长安排他在附近老乡家中养伤，并安排了另外一名14岁的小战士照顾他。

日寇在佛山吃了亏，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但又找不到抗联主力，于是悬赏搜集抗联的线索。

晚清最早一批资产阶级维新派都有谁

谢邀。从19世纪70—9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中国出现了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维新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

（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早期维新派具有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他们认为，外国侵略者对华进行的经济掠夺，是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因此主张中国不仅应当讲求武备，以对付西方国家的＂兵战＂，而且应当发展民族工商业，同列强进行＂商战＂。

早期维新派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他们初步认识到中国积贫不振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为此，薛福成、马建忠介绍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郑观应、何启和胡礼垣等人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的主张。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权的愿望。

（薛福成）

早期维新派大都是从洋务派脱胎而来。其思想虽然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也提现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早期维新派反对列强侵略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幻想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取消各国在华享有的种种特权。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但不敢触及封建土地制度。他们虽然要求向西方学习，但又主张维护中国宗法道德和伦理观念。薛福成说：＂取西人器数之学，已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不过，这种主张与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是有所不同的。早期维新派要求在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一定的变革，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封建专制制度这个＂体＂。他们所主张学习的＂西学＂的范畴，已经超越了洋务运动的藩篱。

早期维新派主要有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

王韬（1828-1897年），原名王利宾，字兰瀛。后改名为王瀚，字懒今（有很多字号，如紫诠、淞北逸民、欧西富公、弢园老民、蘅华馆主、尊闻阁王等），外号“长毛状元”，祖籍苏州，清末杰出的思想家，政论家。王韬年少多才，十八岁县考第一。1849年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1874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循环日报》，在其中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 。1879年负日本考察，写成《扶桑游记》。其政治思想主要载于《弢园文录外编》。

郑观应（1942-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祖籍广东香山县。曾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也在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等近代企业担任过要职。在澳门期间，撰写了《盛世危言》，主张设议院，进行“商战”，认为“习兵站不如习商战要全面提高工商业者和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培养商务人才，中央设立“商部”保护实业。他晚年拥护“立宪”，反对革命。

薛福成（1838-1894年），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近代散文家、外交家、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起者。曾入曾国藩幕府，后跟随李鸿章，身处北洋李幕10年之久。光绪十五年，薛福成以二品顶戴、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出使英、法、意大利、比利时四国，向所在国元首递交国书，拜会外交部和各国公使，在欧洲各国参观访问，考察议院、工厂，领悟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并著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是当时近距离观察西方的力作。

此外，还有马建忠（1844-1900年，著《适可斋纪言纪行》，主张经济变革、振兴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制等）、陈炽（？——1899年，著《庸书》、《续国富策》等，主张仿西法、设议院、关税自主）等思想家也是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19世纪下半夜，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欧洲列强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侵入和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出现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改良派的维新思潮。

晚清早期改良派的代表有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自富自强而救国。主张和列强进行“商战”，抵制列强的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办学校以培养人才，改革用人制度；也提出设议院，“君民共主”，建立君主立宪制的问题。

从这方面来看早期改良派重视变“用”——技术性，不重视变“体”——制度性；注重经济改革，不注重政治改革，只管表不管里。没有总揽全局的长远眼光，注重于具体细节问题的改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收效甚微。

19世界末期经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满清王朝在战争中连续失败，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民族资本家、部分官僚、商人和进步人士纷纷设厂救国，使民族资本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却受到了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制和束缚。代表民族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摆脱压制和束缚，更为挽救民族危亡，他们游说公卿,上书当朝,集会京师，积极鼓吹变法维新，自强救国。 他们还通过组织政治团体(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出版报刊（《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开办时务学堂等途径,进行变法宣传，培养变法人才，推动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形成和发展。